高雄左营眷村的巷子很窄，两排房子贴得很近。 左智超在这条巷子里住了快四十年。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，拎着一个搪瓷缸去巷口买豆浆，回来的时候顺便把门口的报纸带进来。他看报纸有个习惯，先翻民生版，两岸新闻那一叠放在最下面，等没人注意的时候才翻。 邻居对他的印象是话少、客气、不惹事。谁家吵架他绕着走，里长选举他投完票就回家，眷村老兵聚在一起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大陆的时候，他站在旁边听，不插嘴，听一会儿就找个理由走开。 他女儿左悦心从小就习惯了父亲这个样子。看抗战片的时候父亲会偷偷抹眼泪，问他怎么了，他说眼睛干。问他老家在江苏哪里，他说兴化，问多了就不吭声。有一年过年喝了点酒，他突然说想回去看看，说完又摆摆手说算了算了。 左悦心那时候不知道，父亲嘴上说算了，心里想了很多年。 一九八七年，台湾宣布开放大陆探亲。 消息传出来那几天，左营眷村里炸了锅。老兵们聚在巷口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当场掏出纸笔写老家的地址。左智超那天没出门，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下午。 他后来一个人回了兴化。 没带老婆，没带孩子。走之前跟家里说去看看亲戚，回来之后也只说看了看，都还好。女儿问老家什么样子，他说跟这边差不多。问爷爷奶奶还在不在，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都不在了。 左悦心那时候十几岁，觉得父亲的反应有点怪。但她也习惯了父亲的“怪”，没再多问。 她不知道父亲那次回去，在父母坟前跪了多久。也不知道村里人看到他活着站在村口的时候全愣了，因为当年政府发了烈士证书，乡亲们还给他立了个衣冠冢。 更不知道父亲回台湾之后，继续把嘴闭得跟以前一样严。 左智超的底子，是在兴化的泥地里长出来的。 一九三〇年他生在兴化一个穷农家，家里几亩薄田，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饱饭。他六七岁就下地干活，捡柴、放牛、帮大人挑水。村里人说这孩子犟，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。 一九四二年，十二岁的左智超去镇上卖菜，被汪伪政权的几个兵盯上，要拉他去当兵。他把菜筐一撂，站那儿跟几个大人杠上了，说你们敢逼我当兵我就跟你们拼了。那几个兵痞子看一个半大小子眼睛瞪得溜圆，觉得犯不着较劲，居然把他放了。 第二年新四军开到兴化一带，他跑去报名。招兵的看他个子小，问他多大了。他说十六。人家不信，他又改口说十五。最后还是多报了几岁才被收下，分到爆破组。 爆破组干的活是炸碉堡。抱着炸药包穿过火力网，把炸药塞进碉堡的射击孔或者底部，拉火，往回跑。跑慢了就没了。这是全军最危险的活儿之一，左智超干得比谁都愣，战友拦着不让冲前锋，他说上了战场还讲什么年龄。 淮海战役他立了功，渡江战役他跟着部队一路打到福建。到一九四九年秋天，他是叶飞部队爆破连的副连长，六年军龄，身上好几处伤，左手少了一截拇指。 那年春天他回了一趟家。母亲看到他残缺的手，一晚上没睡着，第二天连夜纳了一双布鞋。鞋底纳得密密麻麻，针脚一行挨着一行。她把鞋塞进他行囊，反复叮嘱要好好为国做事。 左智超把鞋收好，想着打完这一仗就回来种田，孝敬爹娘。 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母。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夜里，福建沿海。 左智超和战友们挤在木船上，朝着金门方向去。上级说岛上只有两万多国民党残兵，三个加强团九千多人够用了。船到滩头才发现不对。守军人数多得多，火力猛得多，后续船只被炸毁在滩头，援军上不来，子弹打一颗少一颗。 打了三天。到第三天拂晓，左智超躲在掩体后面，知道自己跑不掉了。 他把母亲纳的那双布鞋从怀里摸出来，蹬在脚上。又掏出贴身揣了好几年的党员证，撕碎，塞进嘴里，硬生生咽了下去。纸片子卡着嗓子眼，腥咸的味道呛得他直咳。 国民党兵搜遍他全身，什么也没找到。一个十九岁的普通小兵，不值得深究。他和几千名战俘一起被押上船，运往台湾。 船开动的时候，左智超不知道这一走就是三十八年。 到了台湾之后的日子，是另一种战争。 左智超先被关进高雄监狱接受“改造”，然后被强行编入国民党部队。他不敢说兴化口音，不敢提以前的部队经历，连听到别人聊“解放军”三个字都要赶紧走开。看报纸只看民生版，听广播把声音调到最小。 那几年台湾的白色恐怖，不是书上写的四个字，是巷子里随时可能发生的消失。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获之后，四百多名中共党员被抓，书记以上没供出同志的大都遭了枪决。左智超身边就有过身份暴露后被带走的熟人，早上还在一起吃饭，晚上人就没了。 从那之后他把嘴闭得更紧了。连妻子孩子都没透露过半句。不是不信任家人，是他知道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多，全家人的风险就越大。 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干了十七年。一九六六年蒋介石清理非黄埔系军人，他趁机退了役，进了钢铁厂当工人。炼钢车间又热又吵，整天灰扑扑的，活儿累，但没人查他的底。 日子就这么熬着。他孤身一人过了很多年，直到四十四岁才经人介绍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，后来又生了一儿一女。一家五口挤在眷村的小房子里，日子紧巴巴的。 女儿左悦心从小就觉得父亲有点怪。看抗战片会偷偷抹眼泪，没事的时候